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宗教概念的变化和中国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讲到的，16、17世纪时，一批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发现中国文化很特殊。对于西方来讲，只有基督教是正的，凡是跟基督教不符合的，一律被宣判为邪教。可是，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发现中国有不同于基督教的东西，它宣扬的内涵与基督教不一样。
但是，中国用这样一种文化，把国家治理得不错，而且延续了几千年，如果简单地把它说成是邪教，西方人觉得也行不通。中国文化非常强调道德的问题，包括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准则，对君主的要求也是以道德为根本的。中国文化是一种重视道德、强调人的自觉性的文化，而神的观念很淡薄。
当时，一批欧洲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有个误解，认为中国古代有宗教，因为中国古代有“帝”或“上帝”的名称，他们就认为这个“帝”和西方的上帝是一样的，认为中国古代也是信神信宗教的。而后期的宋明理学只讲“天理”，没有人和神的概念，所以不行了，但也不可简单地称之为邪教。
这批传教士把当时见闻的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经典，像《易经》、《论语》、《孟子》传回欧洲，有些还翻译成了欧洲各国的文字。这些东西对欧洲当时的社会、对当时的一批思想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基督教理念支配之外，还有奠基于另一种理念上的社会存在，他们感觉这个社会比完全用基督教来统治的欧洲社会，更有优越性，是以人为本的。
欧洲的“人文主义”的诞生，很大程度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一种没有神的世俗社会的文化，于是就开始出现宗教作为一个非世俗的、出世的、彼岸的文化，与世俗文化相对。注意这里面有个变化，原来宗教是以正教和邪教来分别，现在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后，宗教就变成了非世俗的和世俗的对比。
我们常讲宗教是出世的、超世俗的，我们现在接受的，恐怕就是这样一个宗教概念。宗教概念发生了第一次变化，不再以正邪来区分，而是以非世俗和世俗来区分，至今这还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欧洲启蒙运动以后，宗教概念发生了第二次变化。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一切要以理性为主，一切都要让理性的法庭来重新检验，理性是最高的权威，一切非理性的都被宣判为非科学的，宗教也变成了与科学相对立的。科学是理性的，宗教是非理性的；科学是揭示真理的，宗教是让大家盲从的、愚昧的。
总之，近代以来，宗教经历了两次变化，变成了跟世俗相对立、同科学相对立的概念。欧洲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就出现了排斥宗教、批判宗教的思潮，提倡所谓的唯物论、唯物主义，于是就有了“宗教是精神鸦片”这样一种说法，这在当时的欧洲相当普遍。
“宗教”概念在近代中国
明白了宗教当年经历的这两次变化，那么，中国对宗教的认识是如何变化的呢？
随着中国学习西方文化，西方的思想理念传入中国，促成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在上个世纪初（1915年）开始，紧接着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主流都是接受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实证科学发展以后的宗教概念，排斥、批判宗教。
当时曾成立了一个“反宗教大同盟”，可以说当时著名的、先进的学者都加入了。比如说北大校长蔡元培、胡适两位先生，另外还有大批的文化名人都加入了同盟。不仅外来的宗教被排斥，中国传统的“教”也被否定了。
“宗教”这个概念传到中国，最初把Religion这个词翻译成“宗教”的是日本人，我们接受了这个翻译。“宗”和“教”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呢？当然是有的，但都是分开来用的。佛教各个宗派里面分成了“教下”和“宗门”，教下指天台、华严、净土这样一些宗派，宗门主要指禅宗。教下和宗门是两个不同的佛法传承系统，教下主要是根据经典来传承佛所说的法，而禅宗则是“以心传心”，不通过经典文字来传授佛法。
“宗教”这两个字有没有连在一起用的呢？在佛教里面也有会通宗和教，自宋代以来就强调不能把宗和教隔离开来、分裂开来，教也要参禅，禅也要读经。明代有个和尚写过一部书，叫做《宗教答响》，“宗”、“教”两个字连在一起，但它的意义还是指佛教内部的教下和宗门，并没有西方Religion的意思，日本人把它对应翻译过来，中国人就借鉴过来了。
康有为特意考察了日本人为什么把Religion这个词翻译成宗教。他说，其实因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宗教就是有神的，其实啊，Religion这个词的意义不能以单纯的神教来概括；总体来讲，不论神道还是人道，“而其为教则一也”。我认为康有为这个思想在当时是非常深刻的，无论是神道还是人道，对社会的功能是一样的。
不可否认，从我们现在了解的“宗教”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宗教”这个观念确实非常淡薄。我们现在讲宗教，常常是以基督教为参照物来讲的，常常是以基督教的价值作为参照来研究，然而这里面还是有些不同的，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