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最古老且最核心的思想之一即为道，耶稣会士将其翻译为“上帝”，但这仅在西方式思维方式中方显正确。其他如“天意”或类似的翻译，仅为临时的权宜之计。卫礼贤巧妙地将其解读为“道”。
老子在其名著《道德经》中对道给予了如下描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道家思想中“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将其称为“虚无”；卫礼贤将其解读为，只是“现实世界的对比”。老子将其本质描述为：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虚无”显然就是“道”或“意志”，且只因其未曾出现在感官世界中却只是它的组建者，才被称为虚无。老子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卫礼贤将其描述为“位于表象世界的极端边缘的边界概念”。在这里面，一切对立“在无分别中消除了”，但依然可能存在。他接着表示，“这些种子首先指向某些可见之物，如某些景象；其次指向可闻之物，如某些词语；再次指向空间的扩展，如某些具有形态之物。但这三种事物并非清晰可辨且可界定，他们是一个非空间且非时间的统一体，无上无下无前无后”。《道德经》里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卫礼贤认为，现实从概念上来讲是可知的，因为根据中国传统观点，万物中存在一种潜在的“合理性”。这是有意义的巧合的基本观念，鉴于双方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这是有可能的。在道占上风的情况下，秩序便形成了：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庄子（与柏拉图同时代）阐述了道的心理学前提：“自我与非我不再对立的状态被称为道家的中心思想。”庄子认为“当你只着眼于存在的一小部分上时，道家思想就显得复杂难懂”，抑或“局限性最初在生命中并不存在。最初，词句没有固定的意义。只有主观地看待事物，差异才会显现”。这听起来就像是对我们科学世界观的批判。
庄子说，古代圣贤“将事物的存在尚未开始的状态视作他们的起始点。这确实是你无法达到的极限。下一个假设是，尽管事物存在着，他们却尚未开始分离。接下来，尽管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已分离，下一个肯定或否定却尚未开始。当肯定和否定产生的时候，道便会衰亡。道衰亡之后，便有了执着”。
“外在的听力不应穿透耳朵的承受能力；思维能力也不应寻求一个独立的存在，如此一来心才能静下来，并吸收整个世界。是道将心填满。”庄子说：如果你具有洞察力，“你可以用你内在的视觉和听觉，去感知事物的本质，不需要任何智力知识”。
这种道家的观点是典型的中式思维，也是中国心理领域著名的权威人士葛兰言（Marcel Granet）时常提到的“一种基于整体的思维”。
在我们看来关于一些细节的十分直接且明确的问题，往往能够唤起中国的思想家给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复杂答案，就如同你向他索要一缕青草，却得到一片草原。对我们来说，细节就其自身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就东方思想而言，细节总是使整体变得完整。
就这种总体性而言，在原始社会或中世纪中，科学发展以前的哲学（至今仍鲜活存在！）包含似乎仅在“偶然”情况下彼此相联系的事物，机缘巧合之下其意义便显得具有完全的随意性。这也是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提出的对应（Correspondentia）原理流行起来的根源，特别是“万物的共感”（Sympathy of All Things）中的古典思想。
我很久就知道，有直觉法和“占卜”法，它们从心理因素开始，而且把共时性的存在看做是不证自明的。所以，我把注意力首先转向了直观全局的技术，这一点是中国的特色，也就是《易经》。
不像受过希腊训练的西方式的思维，中国式的思维不会纯粹以抓住细节为目标，而是视细节为整体的一部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理智，这类的认知操作是不可能的，所以判断必须更多地依赖意识的非理性功能，那就是感觉和直觉（借助于潜意识内容的知觉）。
《易经》，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实证基础，是掌控全局从而针对全宇宙布置细节的已知的最古老的方法之一——阴阳的相互作用。
显然，掌控全局同样也是科学的目标。但由于只要有可能，科学都以试验和在所有情况下以统计的方式推进，因此这个目标很难实现。科学在于提出一个确切的问题，要尽可能地排除干扰和无关紧要的任何东西。科学要设定条件，向大自然施加这些条件，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大自然给出人们所设计的问题的答案。
为此，实验室模拟创造了一种情境，被人为地限定在问题之内，这种情境会迫使大自然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大自然无限制的整体性的运作被彻底排除。另一方面，在直觉或“占卜”的全息实验中，不需要提出任何问题来施加条件和限制自然过程的整体性，它被赋予了表达自己的每一个可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