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数学和自然哲学可知，在1100年左右，随着十字军东征，以及在地中海国家的贸易和旅行的增加，欧洲接触到阿拉伯、拜占庭保存的希腊著作。这些著作被应用于实际领域，比如航海、测量、建筑、商业算术
由千利休，茶道大宗师可知，西方的航海技术迅速发展，激发起一些西方人探险东方的兴趣。1540年，西班牙人依纳爵创立耶稣会，他派遣天主教传教士沙勿略等三人至东方传教。沙勿略先后至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国，因为至中国的东洋海陆不畅，所以他反而来到日本
由从初等数论到交换代数、算术几何可知，西方继承了希腊的殖民传统，它刺激了科学的发展，加速了世界体系的形成
从格物出发
在耶稣会士到达之前，中国文人对自然的穷究、对已知和未知的界定是以“格物”和“致知”的传统方法为关键特征的。1600年以后，耶稣会士将中国的“格物”与欧洲的“科学”，即哲学、神学、自然学等领域的研究联系起来。
关于建立在哲学、神学的基础之上的科学，可参见从自然哲学、自然神学到自然科学
在明代，中国文人越来越多地依靠程颐、朱熹对于经典的核心哲理所作的解释。他们并不认同佛教主张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所以万物皆空的说法。他们认为通过“格物”，便可获知这个世界并非虚幻的，而是实在的，并且万事万物的普遍之理贯穿其间。因此，他们将“穷理”作为研究经典的首要目标。
由执着与寂静可知，佛教认为，什么都可以放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现象世界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这样就远离种种“颠倒梦想”而达到“究竟涅槃”的境界
由龙场悟道，陆王心学可知，在朱熹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过程颐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朱熹的“格物穷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伦道德，而是扩展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虽然范围扩大了，但是其大纲还是人伦道德
“格物穷理”成为专事经典、正史、自然研究的中国文人的圭臬。朱熹的注疏成为科举考试所列科目中的正统标准，文人们都指望依靠通晓正统的经学，顺利通过严苛的科举考试，在官僚体系中获得一个体面的职位。
由龙场悟道，陆王心学可知，王阳明认为，当世的儒生仅仅是巧于章句，平时只关注科举及第和荣华富贵。儒生做文章粉饰太平，一旦遇事，就束手无策，实乃儒生之耻
自南宋以来，朱熹将自己的注疏升格加入《大学》之中，似乎朱熹的话就像孔子的嫡传弟子曾子一样，具有权威性，这在当时就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引起了时人的广泛争论。明中期身兼学者、官员、政客、将领数种角色于一身的王阳明，对《礼记》留存的古本《大学》，比对朱熹及其追随者宣扬的改本《大学》更有兴趣，这种学术策略使得王阳明能够反朱熹的“格物穷理”而行之。
“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 师无以应，曰：“此非常儿也。”——《戴震难师》
与王阳明相关的一个故事，是说他与一位同窗就朱熹的格天下之物方能做圣贤的观点所进行的探讨。王阳明建议同窗去盯看亭前的竹子，结果同窗劳思致疾，他自己也没能悟出竹子的理之所在。《传习录》是王阳明的学生在1521年至1527年间记录而成的，在这一记录王阳明言论的权威版本中，对这一段“格竹”的插曲进行了描述。
在龙场悟道，陆王心学中，二人叹息说：“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王阳明提出了万事万物的普遍之理只存在于人们心中，这正是在中国文人对于经济、商品、事物及其意义的观念发生转变之时。尽管王阳明之后的中国文人仍然将人的理解力置于一种源自经典的认识论之内，然而市场上的商品交换率却在以指数形式不断增加。他们生活在一个与圣贤、道德、节俭相偏离的时代。
由哲学“东西”可知，商业活动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促进了人类从亲缘共同体到地缘共同体的转变，从而使人本身在摆脱自然属性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
由禅与武士道可知，自明代中晚期开始，由于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以及市民阶层产生的反封建的倾向，中国儒学界产生了实学思潮。明亡之后，人们在总结明朝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崇实致用”、“经国济民”的思想
然而，他们却从未意识到，正在明代中国发生的一切，具体来说就是将事物作为具有物质价值的客体对象，也正在席卷整个欧洲。墨西哥白银进入中国，是中国人从道德化格物中觉醒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