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您和德里达的对话，着重哪些方面？有没有中心话题？这个中心话题又是如何形成的？
王元化：中心话题既不是事先预定的，也不是当场商定的，而是由德里达的一句话所引起，自然而然形成的。
钱文忠：这句话是什么？
王元化：我们在就餐时，他说了一句：“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句话一说完，在座的人不禁愕然……
德里达
雅克·德里达（1930—2004）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论文字学》是其重要著作之一，初版于1967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本书与德里达的其他著作，如《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绘画中的真理》、《马克思的幽灵》等，体现了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文化一直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的支配。德里达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为主体主义的张狂、形而上学的传统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其突出特点在于把意义、实在法则视为不变之物，把它们作为思想和认识的中心。
钱文忠：我想德里达的这种解释，是和他解构西方哲学有关的。他认为，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他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王元化：我同意你的说法。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批判的东西，也是他要解构的东西。他认为，西方哲学就是以逻各斯为中心的，因而他说，他并不认为哲学与思想之间有高低之分，这是符合他的理论的。
至于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这一点我要用《庄子·天下》来阐述我的意见，《庄子·天下》称惠施有万物毕同毕异之说，我觉得有些后现代哲学在辨同异的问题上，有时有些畸轻畸重的倾向……
逻各斯中心主义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真理与错误、同一与差异、能指与所指、自然与文化，等等；同时，为这些对立设定了等级，对立的双方在那里不是一种对等的平衡关系，而是一种从属关系，第一项往往处于统治地位和优先地位，第二项则是对第一项的限制和否定。
语音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殊形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语音是思想的再现，文字是语音的再现；写作是思想的表达，阅读则是追寻作者的原意。
德里达认为，语音中心主义貌似正确，但歪曲了思、说、写的关系。“说”决不是“思”的简单再现，说与思从一开始就存在差别，说的东西与思的东西不能等量齐观，它充其量只能与思的东西相近，因为说的东西比思的东西要么多些、要么少些。
《论文字学》
在《论文字学》中，写甚至比说更具根本性，因为写更能反映语言的差别，而说却常常掩盖、乃至取消这种差别。在同一语言系统中，这一点尤为明显。
比如，不少同音异形的词，仅听读音是无法辨别的，只有通过字形才能将其区别开来。为了说明这一点，德里达生造了différance一词。在法语中，différance与différence读音相同，仅听读音无法区别它们，然而根据字形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写最能体现语言是一个差别系统的事实。
德里达生造différance一词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一方面，他对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怀有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他激烈批评现代主义对文本与阅读的理解。德里达说，différance是潜存于文本中的散漫力量。
解构，是德里达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拆毁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阅读方法和哲学策略。在谈到这种策略时，德里达指出：“在传统的哲学对立中，并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消除这种对立，首先就是在某个选定的时刻颠倒那个等级关系。”
但是，德里达所说的解构，远不只是对这种等级关系的颠倒，而是通过双重姿态、双重科学、双重写作来实施颠倒，并对系统进行全面置换：“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解构才会提供在它批评的领域里进行调和的手段，而这个对立的领域也是充满散漫力量的领域。”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不应将解构主义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理论，而应理解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一种制造“痕迹”的游戏方式。整部《论文字学》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德里达与中国
在《德里达中国演讲录》中，记录了德里达于2001年访问北京大学、《读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以下是他在南京大学名誉教授授予仪式上的致辞。
校长先生、亲爱的同事们、朋友们：
对于你们给予我的荣誉和信任，我如何用语言来表达我所受到的感动呢？
我感谢所有使我得以和你们这个具有重要、古老传统的大学联系的先生们和女士们，你们的大学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不仅以其教学的高质量、学科（特别是法语和哲学）的多样著称，同样还以“向外开放”、“慷慨好客”闻名于世界。你们的学校总是接待许多外国学生和访问教授。
我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已有几天了。但是，当我回忆起在我当学生时所知道的、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特殊地位的、你们的城市时，我感到多亏了你们，我实现了青年时代的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象征性地成为南京的市民。
但是，如果说，我怀着多少有些天真的愉快参加今天这样的仪式，那么我同样也有自己的偏爱。我从中感到了一种骄傲的理由、工作的勇气，特别是一种大大超出了我微不足道的出席和我历史局限的政治意味。我这样说有两个理由：
第一，因为它超出了所有这类仪式的重复、相似和雷同，超出了这种类型的规律。每一个仪式都带有地点、时刻、语言、记忆、文化等特殊的标志。
第二，这样象征性地接受一个外国教授，证明了超越种族、国家、联合国界限的大学的某种普遍特性。我甚至要说，它超越了“世界主义”，也就是说，超越了对公民、哪怕是世界公民的接受。
我相信，像这样的活动，在这个国家以至世界历史上的特殊和决定性的时刻，把我们团结在这样的信念之下——那就是大学比政治家们更加负有诸多义务和一种政治责任，向着一种对各种界限的超越、对人权的重新肯定、对国际权利的新的经验前进。我并不否认，人们——政治家、党派成员、承包商、军事家、世界市场领域中的决定者，他们越来越需要自由而独立的大学工作者。
归根结底，这个仪式是我几分钟后要与你们讨论的最有针对性的引言。
无论如何，凭借我的信任和感谢，以及我年轻时代的天真回忆，我在此得到了南京大学今天给予我的崇高荣誉，我衷心地表示感谢。衷心地感谢校长先生。衷心祝福百年校庆。
南京大学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