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 no one ignorant of geometry enter.——Plato’s Academy
过去，天体的运动由Newton的万有引力定律确定，它建立在Euclid几何的基础之上
现在，天体的运动由Einstein的广义相对论确定，它建立在Riemann几何的基础之上
西方的数学、物理受到几何传统的影响，所以二者源于哲学。关于西方的几何传统，可参见从Euclid几何到非Euclid几何
中国的数学、物理受到算术、代数传统的影响，所以二者精于计算，疏于哲学。关于中国的算术、代数传统，可参见中国的算术、代数传统
由莱布尼茨致读者可知，Leibniz认为，中国似乎对人类理智的伟大之光和论证艺术所知甚少，仅仅满足于工匠所熟悉的、靠实际经验而获得的几何知识
自然哲学和天人之学
从哲学的形态来说，西方哲学最初采取的是自然哲学的形态。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都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从他们的论述来看，他们只关心有关自然事物的问题，而对于社会政治事务并不感兴趣。
泰勒斯 –> 水，阿那克西曼德 –> 无规定者，阿那克西美尼 –> 气
泰勒斯最早提出了本原概念，所谓本原，据亚里士多德所说，是指这样一种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并且，他提出了水是万物的本原，而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一认识，除神话方面的原因外，更可能是基于对自然事物的观察。
亚里士多德认为，泰勒斯得到这一看法，“也许是由于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也可能是由于万物的种子都有潮湿本性，而水则是潮湿本性的来源”。无论如何，这种由观察开始并得出结论的活动，很像是一种科学活动，这也许是泰勒斯为什么又被称为科学家的原因。罗素曾说，我们应该推崇泰勒斯，但不是把他当做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把他当做科学家。
Thales of Miletus也是第一位将埃及的几何引入希腊的数学家。比如，他证明了，两直线相交所成对角相等
由从初等数论到交换代数、算术几何可知，Euclid学习了埃及的几何，并结合希腊的逻辑，编写了公理化的Elements
由从剑桥到哥廷根可知，Russell（哲学）对数学工具的实际应用没有什么疑虑。他提醒Wiener（数学）注意正在欧洲大陆兴起的物质电子理论和新量子物理学，特别是Einstein（物理）在1905年出版的三篇论文——相对论、光电理论、Brown运动
在西方，哲学和科学原本是不分的，到后来它们的联系也非常密切。直到现代，很多人还在为哲学和科学的区分而烦恼。二者间的这种联系，从古希腊、同时也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起，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一直延续了下来，以至于科学的发展一般都会引起哲学的变革。
关于科学、后现代哲学，可参见科学、信息、游戏
但是，中国哲学则完全不是如此。它并不关心纯粹的自然事物，它谈论自然界、探讨自然界的一些规律，都是为了从中引申出人事法则来。在这里，自然和人事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用天来指自然界，因而这种类型的哲学可以说是天人之学。
朱熹（理学）“格物致知”，王阳明（心学）“格竹”，都是为了从中引申出人事法则来
这与泰勒斯只关心纯粹自然事物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相一致的就是，中国哲学和科学间并没有什么肯定的关系。冯友兰先生早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曾从哲学方面分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偏重于追求自然而然的理想，以及对于善的理解，并不需要科学的参与和帮助；科学需要观察、实验、发明，这是人为的活动，会使人们纯朴的心灵受到破坏。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
神话和经典
自然哲学和天人之学，作为中西哲学起源的两种基本形态，是如何从各自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呢？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中西哲学出现以前的各自的文化背景，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自然哲学和天人之学的理解。
在泰勒斯以前，古希腊的文化完全沉浸在神话的海洋之中，文化的代表者是诗人及其创作的神话诗篇。首先是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的赫西俄德，他创作了《神谱》，对当时流行的希腊神话进行分类，并使之巩固下来。然后是荷马，据说是一个盲诗人，或者是一系列诗人的代表，他创作了两部伟大的神话史诗《伊利亚特》和《奥赛德》。
由神话（Myth）和传说（Legend）可知，在《伊利亚特》和《奥赛德》两部史诗内所载的、希腊和特洛伊的战事，无论里面掺杂了多少神祇的干涉，它仍然只能算作传说，因为这个相当长的战事是曾经有过的
比较起来，荷马更像是一个神话的诠释者，因为他的诗篇中渗透了更多的文明人的观念，而赫西俄德则更多地保存了神话的原貌。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有着对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说明：
最先创造出来的是混沌，而后是胸怀宽广的大地。不可动摇的、永远不朽的诸神住在白雪皑皑的奥林匹斯山顶上。而朦胧的冥间牢狱，则位于广阔无垠的大地之中……
这种类型的神话被称为创世神话，它几乎存在于世界各个民族的神话中。古希腊哲学最初对万物本原问题的探讨，从思想渊源上来考察，与创世神话的存在不无关联。而且，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哲学家对万物本原问题的看法，与创世神话有着内在的相似之处。
首先是水，水在神话中一般都被作为混沌的象征。《圣经·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阿那克西曼德则更明确地运用了混沌创世这一神话主题。
由维纳行走可知，Taylor对流体湍流现象的研究，为后来的混沌理论奠定了基础
米利都哲学家对万物本原问题的看法与创世神话的关系，表明希腊神话对于哲学产生影响之深之巨。从纯粹的自然哲学开始，然后是对人事感兴趣，最后是苏格拉底，对德尔菲神庙中“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的强调，把哲学的兴趣完全转移到了人自身上来。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哲学产生以前的文化背景。神话在整个文化中并不占有主要地位，因而也没有长篇神话史诗。《诗经》中有部分神话章节，但它们只是全部诗篇中极小的一部分。
春秋末期以前，知识都由官府掌握。因此，与古希腊不同，在古代中国，文化的体现者主要是史官，而不是诗人。史官记录历史事实，形成经典，并把他们流传下来。这些经典主要就是六经，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有说明：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六经都是历史，是先王进行政治活动的记录。与神话史诗不同，它们描述的主要是以先王和政治为中心的人类事件。当然，以人事为中心，并不意味着除了人事之外，就什么也不关心。在中国的原始宗教中，天居于最高地位，被认为是人事的主宰。因此，虽然是以人事为中心，却经常谈及天、天道和天命。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任正非访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等的发言
要说明希腊和中国为什么分别产生出自然哲学和天人之学，仅仅提及文化背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深入到现实的社会中去。
地理、社会的影响
先来看一下古希腊，它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航海、商业和手工业等的发达。
古希腊地区最早出现文明的是克里特文明，与此前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农业文明不同，它主要是建立在商业、贸易的基础上的。由于平原很少，随着人口增长，希腊本土的农业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故希腊人开始向海外移民，并先后在西西里岛沿岸、南意大利、东地中海的小亚细亚西岸等地建立了几十个殖民地。
这些殖民地的位置十分便于海上交通，米利都是这些殖民地中的一个典型。它位于小亚细亚西岸，是伊奥尼亚人在此地建立的十二个城邦中最发达和最繁荣的一个，被称为“伊奥尼亚的花朵”，控制着海上霸权。而这一切，都与它在商业、贸易上的优势地位有关。
一种观点认为，文字的拼音化、逻辑的严密化，源于商业、贸易的发达
关于文字、逻辑，可参见生命符号
商业活动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促进了人类从亲缘共同体到地缘共同体的转变，从而使人本身在摆脱自然属性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它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自然界。首先，进行贸易的商品本身就是自然物，或者以自然物为原料；其次，为贸易而进行的航海等活动，也需要关于自然界的各种知识。这使得人们感觉到有必要对自然事物进行深入的探讨，于是自然哲学和科学便相伴而生了。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记载，人们曾指责泰勒斯贫困，认为这说明哲学是没有用处的。于是，泰勒斯在一年冬天租下了当地全部的橄榄榨油器，结果第二年橄榄丰收，需要很多榨油器，他就以高价出粗，赚了很多钱。因为泰勒斯精通天象，所以在前一年就能预见到第二年的丰收，换个角度来看，这更能表明商业活动对自然知识的需求。
泰勒斯想以此告诉世人，哲学家只要愿意，便很容易发财。当然，哲学本身并不是直接为商业活动服务。亚里士多德说：
哲学并不是一门生产知识。这一点，即便从早期哲学家们的历史来看，也是很明白的。因为人们是由于惊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爱神话的人就是爱智慧的人，因为神话也是由奇异的事情构成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情形。与古埃及、古巴比伦一样，它的文明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社会非常稳定，因而许多文化因素可以一直延续下来。在中国，由于生产工具等的延续，人们始终未能摆脱自然的束缚，农作物等的丰收与否完全由大自然来决定。这造成人们对自然界的态度是敬畏、顺从，而不是征服，这是中国出现天人之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一个更现实而直接的理由，那就是因为经济、社会一直比较稳定，所以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政治领域。所谓六经，完全是以政治为中心的。
具体到春秋时期，旧的政治秩序开始崩坏，天子的地位逐渐衰弱，诸侯及公卿大夫势力逐渐崛起。因此，臣弑君的现象经常出现，战争也非常频繁。作为史官的老子更能感受到这种震荡，这使得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以人类社会本身为对象，而不对自然事物产生真正的兴趣。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
这种情况，反映到最初的哲学家的心理感受，便不是惊异，而是忧患。袁保新先生曾述及此，他引用徐复观先生的话：
先秦道家，也是想从深刻的忧患中，超脱出来，以求得人生的安顿
作为道家开山人物的老子，正生当不仅周室的统治，早已瓦解；并且各封建诸侯的统治，亦已开始瓦解；贵族阶级，亦已开始崩溃；春秋时代所流行的礼的观念与节文，已失掉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作用的时代……
既成的势力、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皆随社会的转变而失其效用。人们以传统的态度，处身涉世，亦无由得到生命的安全。于是要求在剧烈转变之中，如何能找到一个不变的“常”，以作为人生的立足点，因而可以得到个人及社会的安全长久，这是老子思想最基本的动机
这使得中国哲学从一开始便伴随着沉重的心理负荷，并限制了思维的发展方向，不能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