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学士院和哲学教席不过就是外在的门面，它们似乎是真理的化身；但同样，真理通常都拒绝在这些地方出现而另投别处。教堂的钟声、神父的服饰、虔诚的表情、滑稽的举动——这些都是门面工夫，都是虔诚的假面。因此原因，我们尽可以把世上的几乎一切视为空心的果核，果仁本身是很稀有的，果仁藏在果核里则更是少有的事。只能在另外的地方找到它，并且通常要碰运气才行。
——《人生的智慧》，叔本华著
众所周知，在德国，一个有志于以学术为天职的年轻人，通常要从“编外讲师”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为此，他要咨询一个大学的相关学科专家的意见，征得同意后，要提交一部著作，然后再经过大都是走走形式的院系考试，以此为基础获得大学任教资格。之后，他会获准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开一门课，但是他没有薪金，报酬仅仅来源于学生的听课费。
而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要先当“助教”。这大约类似于我们这里大型的医学、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助理，其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资格，而且还经常姗姗来迟。
这种反差实际上就意味着，德国人的学术生涯完全是以有钱有势为基础的，因为，对于一个根本谈不上是有钱的年轻学者来说，他需要具备非同寻常的勇气，才能大体上承受得起这样的学术生涯。他还必须耐心坚持至少若干年，而将来能否有机会谋得一个位置以维持生计也不得而知。
相反，美国却存在着一个官僚制度，它可以保障年轻人从一开始便有薪酬。当然，薪酬很微薄，这份工资大概和一名并非完全未经培训的工人的报酬差不多。但即便如此，他毕竟也拥有了一个看上去有保障的位置，因为他有了固定收入。只不过按照惯例，他也可以像我们的助理那样被解聘，假如他的工作并不符合对他的预期，往往就要准备好接受这种冷酷无情的结果，而这些预期就包括让教室里“座无虚席”。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大学系统的许多学术领域，已经沿着美国的方向出现了最新的发展。
大型的医学、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如果没有大规模经营手段的支持，那么这些研究机构就难以运转。和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地方一样，这里的情况也是“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也就是助理，完全依靠国家配备给他的劳动工具。与工厂雇员要依赖工厂主一样，助理也不得不依赖他那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
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会完全想当然地以为研究机构就是他“自己的”，他可以自己说了算，所以就像每个“混血无产者”以及美国大学里的助教一样，德国的助理通常也都处境艰难。
总的来说，在一些重要方面，德国大学的生活也像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一样，正在变得日益美国化。我深信，这一发展终将波及个人仍然拥有劳动工具（主要指藏书）的学科，就像过去行会里的手工业者碰到的情况。在我本人的学科领域，如今已是多半如此，这一发展正在全速进行中。
但是，大学职业生涯中一个独有的特征却保留了下来，而且变本加厉——一个编外讲师，更不用说助理了，他能否有朝一日成功升任教席教授甚或一个研究机构的首脑，纯粹就是一场赌博。
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拜这种绝对的偶然性所赐。在相当年轻的时候，我就成为一个学科的正式教授，而我的一些同龄人取得的成就无疑比我大得多。基于这一经历，我相信自己有足够敏锐的眼光，可以看出许多人之所以碰上了那样毫无道理的命运，恰恰是偶然事件在发挥作用并将继续发挥作用，而他们的才干不在话下，却无法在这种遴选机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
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许多世纪以来教皇选举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同类人事遴选中最重要的可考察范例了。一个最被人“看好”的枢机主教，他的成功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名列第二或第三的候选人当选已成为通则。美国总统的选举也是如此。一流的或最出众的人得到党代表大会的提名，不过是一些例外情况，通常都是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人得到提名并进入大选。
由此可见，学术生涯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如果有年轻学者就大学任教资格的问题要我发表意见，那么我无法承担鼓励他入行的责任。如果他是个犹太人，那么我们会说Lasciate ogni speranza（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其他所有人都必须扪心自问的是：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而你却能既不怨恨也不颓废吗？当然，你总是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毫无疑问，我只为我的“天职”而生。但至少就我所知，能够忍受这一切而又不为所动的人，实在寥寥无几。
由我崇拜工厂可知，在《摩登时代》里，在巨型工厂统治的世界里，工人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位置。卓别林的电影是对大萧条时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对巨型工厂的基本特征的批判。对卓别林来说，要摆脱这座巨型工厂令人窒息的单调乏味的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真正地离开